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作证

——追踪大禹故里北川的天灾人祸

□ 谭作人

愿把有罪的我，献给无罪的你——

献给5·12大地震罹难的孩子们

一、哀北川  大不幸

对于北川，我是一个罪人。

两年前，北川文化人盛情邀请我去北川，帮助策划禹里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同时考察当地修建漩坪电站和苦竹坝电站的官民争论。我以“太忙”为托辞，婉拒了。我和不讲恩义的当代汉族人一样，轻慢了北川人。

两个月前，我来到已经城毁人亡的北川县城，面对北川中学废墟下成千不该凋谢的生灵，我悔恨不己。我发誓说要用手中的笔为他们讨回公道。但是两个月来，我写不出一个字，我食言了，失信了。我是北川的罪人。

无论什么借口都不能使我脱罪。北川，面对你的世纪灾难，面对你的历史背影，我只有深深的忏悔。我要把我的不尽的挽歌献给你，同时献给，我的自以为是的不思悔改的汉民族兄弟。

巍巍龙门山脉，请您证明：我的言说，出自事实；我的忏悔，出自真诚。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部灾难史；而北川的灾难史，埋藏着一段不堪的历史。

北川，作为大禹故里和千年古城，经历过两次天灾人祸大劫难，并因此引发了两次人口危机。一次是1935年的国内战争，红白二军鏖战北川100天整，事后北川总人口由4.6万人锐减至2.5万人，全县街道村落寺庙俱毁。另一次，就是5·12北川大地震。这次大灾难，致使北川县城近4万总人口损失过半，现登记幸存人员不足0.6万人。尤其惨烈者，北川县城仅中小学生伤亡数千，3岁至17岁少年儿童几近断档，实为人间空前灾难！

这些大劫难中，究竟有多少天灾，多少人祸，自有历史评说。依据事实判断，摈弃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让我们回眸历史，看看北川县两次大劫难的全过程，以便厘清历史责任，给后人留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历史人祸   谁负责任   

1935年1月，逃离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广大地区”的战略总方针。同时，当时实际兵员已不足万人的中央红军电令拥兵十万的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接电，遂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广阔的川陕根据地，离开通南巴，全队西进北上，于1935年4月12日由江油甘溪（猿王洞）进入北川县境。

红军入境后，一面为阻截14万川军的追击，匆忙布置了历时73天的千佛山（土门）战役；一面打土豪分土地，发动北川群众支前。红四方面军在北川首倡民族平等，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创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禹里苏维埃乡（治城）不久后，红军在阿坝和甘孜分别建立起格勒得沙人民共和国、波巴人民共和国，即为“禹里模式”的翻版。后来，这种国中之“国”，也出现在新疆喀什等地，留下了民族分裂的历史隐患。

事实证明了民族自治政策的有效性――在建立“人民新政府”口号刺激下，山高坡陡，地脊民贫的北川县，以红军占领区内仅有的3万人口，派出了3千多人的支前运粮大军和战场救护队，几乎是全县青壮年人人上阵，积极支红扩红，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6月12日，四方面军完成了吸引川军，阻击川军，掩护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略任务，翻越羌山，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6月下旬，北川境内红军开始撤离。在“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的鼓动下，超过2000北川儿女，随红军走上了长征路，其中绝大多数人一去不回。1953年，北川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后，追认当地红军烈士多达1097人，占当时总人口3．66％。

红军撤退时，为防止川军追击，沿途实行坚壁清野，放火烧毁所有带不走的粮食，烧毁所有桥梁和街道。石纽山下，始建于唐朝的千年禹庙，也毁于大火之中。全县境内桂溪、垭上、贯岭、都坝、开坝、小坝、片口、桃龙、禹里、墩上、坝底、庙头坝、马槽、白什、麻窝、青片等17条街道及村庄，全遭焚毁，致使境内1260户6000多场镇居民及农民，总计1万多人无粮可吃，无家可归。

尾随追击的川军入境后，大搞报复，大开杀戒，凡支红民工、积极分子皆杀，当过几天苏维埃干部的更是全家杀绝，惨遭灭门。一月不到，北川境内2000多人惨遭杀戮。大屠杀之后，瘟疫、饥荒接踵而至，疫病流行，致使北川人口减少几半，一些富庶地方成为无人区。国民党北川县长冯康说：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损失之巨，断难计及。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即此地之写照。

1935年4月12日至7月23日，红军百日驻留，致使北川百年难愈。后来魏传统将军高歌：“红军血战千佛山，至今未忘过北川”。然而红军不如陈涉，不仅忘了“苟富贵，勿相忘”，甚至忘了给几近毁灭的北川，一个道歉。证据是，北川努力争取了50多年，直到2003年，才成为国内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如今佛泉山战场遗址清晰可见，被毁禹庙及村落遗址历历在目，被红军乱刻又被白军凿毁的明代岣嵝碑至今尤存（又名禹碑、大禹功德碑。原碑700蝌蚪文，仅25字残存），成为龙门山为1935年大灾难作出的历史证词。

三、北川悲歌  不该发生

北川地处四川西北部龙门山脉中段南侧，县域面积2869.18KM²，其中山地面积2834.73KM²，占幅员总面积98.8%。区内仅有青片河与白草河交汇处的北川河谷及通口河（湔江，上游为青片河，下游为涪江，已规划20级水电开发）有少量河谷盆地，几乎全为崇山峻岭。在龙门山断裂构造带中，北川是龙门山主中央断裂带北川——映秀断裂（长约320KM）的起始点，曾经发生过1958年6.2级强震，自1977年起被设定为龙门山地震Ⅷ度设防区。北川新县城曲山镇位于通口河大拐弯河滩之上，城区沿江布置，总面积仅0．7平方公里。全县所辖三镇十七乡，居住着羌、汉、藏、回等十七个民族，总人口16.06万人。其中，世居羌族9.1万人，占总人口的56.7%，为国内唯一的羌族自治县。

北川境内山青水秀，生态环境良好，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除北川人引以为荣的大禹故里、羌族文化、革命老区外，还有大熊猫、金丝猴等多样化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猿王洞、千佛山、小寨子沟、龙门山泥盆系标准地层剖面等高等级旅游资源，适宜多样化体验型现代旅游产品的综合开发。

然而历史开了北川的玩笑。善良纯朴的北川人没有等到大禹荣光的照耀，没有等到红军报恩的润泽，没有享受现代文明的硕果，没有盼来山区生态经济发展的好时代，就被想逃也逃不掉的天灾人祸，断了生路，碎了梦境。

北川的悲剧，从县城迁址开始。

1950年1月，当年的红军，现在的人民解放军，回到了北川县城——治城，完成了一个15年前的约会。当时县政府为了军事控制及安全保障，于1951年起开始修建安县至北川曲山镇的安北公路(后延伸为北茂公路)。1952年公路修成，为了更加靠近绵阳，县政府放弃了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历史，位于北川河谷，地势相对宽平的治城，抛开有恩于己的禹里人民，于当年9月把县城迁往只有79户320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狭窄的曲山小镇(地处隘谷，自古设有曲山关口)，为2008年北川大地震，预设了一个城毁人亡的死亡陷井。

自县城迁址后，当地传开了“早晚要包饺子”的民间传闻。1958年2月8日，北川发生里氐6.2级强震（微观震中为什邡金河即红白镇），在当时大跃进政治形势下，无人知道地震破坏和人员伤亡情况。1959年，部分当地干部提出山迁回治城的动议，未获批准。1961年2月8日北川县城再次发生4.7级地震，伤亡不详。因此自1959年起，就不断有人提议把县城迁回治城原址，可惜均遭拒绝，致使北川人民失掉了多次的逃生机会。

龙门山断裂构造带，是地震活动频繁的活动断裂带，自1169年来，已经发生5．0级以上破坏性地震26次（6．0级以上20次），平均32年／次。唐山大地震前后，在距北川不足200KM半径内，相继发生过1933年汶川叠溪7．5级，1958年什邡金河6．2级，1970年大邑6．3级等大震强震，七十年代后期相继发生1976年松潘平武7.2级震群，1977年茂汶4.2级地震，1978年黑水5.4级地震，1978年邛崃4.4级地震，1981年彭州大宝4.5级地震，1999年绵竹汉旺5．0级地震群，等等。这些地震波及北川，引起了北川的恐慌，要求迁城的呼声日益高涨。北川县委县政府，多次向上级政府打报告，提出迁城动议。许多专家勘察北川后，也认为北川县城座落在龙门山地震带的中央主干断裂上，县城周边山体逼仄，地势险峻，地质灾害点密布，灾害体巨大，十分危险。

1986年至1987年，北川多次请来绵阳市地质学会专家考察，勘察并论证迁城的必要性。由于一些秉承上意的专家坚持“无危险论”，也由于地方财政无力解决2亿多元的搬迁费用，迁城动议被搁置。1988年，北川仅仅得到了己经申请了几十年的“享受民族县待遇”的安慰奖，却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机会。

迁城无望，北川人只好就地想办法。从95年起，北川县城行政中心开始迁往湔江对岸茅坝，旧城区内只剩下学校、医院、居民区和老街商业区。为防止经常滚石下山的王家老岩发生大型地质灾害，对其进行了植绿护坡、打桩支撑、拦石保坎等工程除险措施，然而经常性发生的中小地震特别是雨季小震，致使山上滚石或街上飞石伤人，时有发生。北川人从积极逃生到无可奈何，从提心吊胆到思想麻庳，终于逃无可逃，坐等死神上门，等来了天灾人祸的完美合成。

2008年5月12日，不幸的北川人眼睁睁地看着传说多年的“包饺子”惨剧发生，不少家庭惨遭灭门之祸，没有逃出来一个人。地震当天，湔江右岸的王家老岩向湔江方向整体平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