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舅年轻的时候挺帅气的，高高的个儿，方正的脸型，儒雅的气质，风趣的谈吐，倾倒了为数不少的女子。但五七年开始的那场反右运动却毁了他的一生。

十九岁那年，二舅通过考试离开家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做了一名铁路工人。有一个同事，长二舅几岁，和二舅相处得就像亲兄弟一样，他非常欣赏二舅的才华和人品，想将自己年轻美貌的妹妹嫁给二舅，那时正值解放初期，二舅一心想上大学，怕有了家庭影响学业，便婉言谢绝了。二舅靠自己的努力，终于考取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学院。二舅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竟连读了两个专业。别人五年毕业，可二舅却上了八年。

五七年反右开始的时候，外祖父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二舅却受到株连。反右之前，系领导动员二舅提意见，二舅本来不想提，可被领导左一次、右一次的诚恳态度所打动，便提了一句“有时有点官僚主义”。就这一句话，使二舅遭了殃，反右开始后，他们逼二舅检查、承认错误，可二舅脾气很犟，坚决不肯承认错误，说是系领导硬要自己提意见的，提了意见又要承认错误，没有这个道理。就这样，二舅被打成了右派，成了“黑五类”中的一分子。一度下放到学院所属的工厂劳动改造。

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遭受这样的不白这冤，心情可想而知。二舅的愤怒无法表达出来，就穿着一件破棉袄，腰扎一根草绳到工厂劳动。车间里一个老工人私下里悄悄地对二舅说：“你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其实都是好样的。”这一句温暖的话给了二舅莫大的安慰。

毕业后，二舅就分配在这家工厂，二舅像平常人一样工作、学习，看书，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他利用业余时间修理收音机、为大家拍照片，深受大家的欢迎。但在公开场合不再发表任何的意见。不少的朋友关心二舅的婚事，但二舅一概谢绝，因为他觉得自己戴着右派的帽子，不愿意连累别人。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很知心的朋友介绍了一个比二舅小十三岁的姑娘，并说这姑娘心仪二舅已久，是她主动提出来的。二舅和那姑娘很熟悉，内心也有些喜欢，但他想自己是右派，而且又大了许多，觉得不道德，便将姑娘介绍给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这让姑娘非常地伤心，但也更加敬重二舅的为人。

二舅比我的母亲大两岁，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二舅和我的母亲相处得最好。二舅和母亲一直通信，在二舅被打成右派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是一如既往地给二舅写信，宽慰他。

母亲一直在为二舅的婚事操心，经过无数次劝说和，二舅终于同意母亲在家乡为他介绍，那时二舅已年近四十了。我父亲同事的一个姐姐，非常端庄，在中学教书，年轻的时候遭恋人抛弃，从此便不再谈婚论嫁。她的妹妹对她谈谈了二舅的情况，开始的时候被一口回绝，但后来听了更多的情况介绍并看了相片后，有些动心，觉得可以考虑，可此时二舅探亲期满，已回到北京。而我父亲领导的太太却为二舅介绍了另外一个女子，也就是我现在的二舅母。真是阴差阳错。

二舅工作后一大半的工资都寄给外婆抚养弟妹，没有任何的积蓄，母亲向学校借了二百元钱为二舅办了婚事。二舅母和二舅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而且非常地庸俗。母亲常常觉得对不起二舅，可二舅总是宽慰母亲，说母亲为他办了一件大好事。

恢复高考前，二舅就提前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并寄来复习资料让我作好准备。我上了大学后，也开始和二舅通信，对二舅我是无话不谈，在这一点上远远地超过了我的父亲。我一直将二舅视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二舅送给我的座右铭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八个字。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没有特殊情况，每一两周就要到二舅那儿去一次。二舅和二舅母依然分居两地，二舅就住在一间五六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橱，还有煤气灶和缝纫机，非常地拥挤。二舅自己做饭，自己缝补衣服。

有一天，二舅拿出一只大红的本本给我看，原来是他的平反证书，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二舅骂了一句很脏的话，这是我惟一一次听他骂人。但对倡导改革开放的现任领导人充满了感激之情，称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人。

二舅也给我看了二舅母的信，歪歪扭扭的字，反正就是家庭妇女的那一套家常话，抱怨、诉苦，酸甜苦辣全有。二舅母的点点滴滴我是耳闻目睹的，腌咸菜的卤水舍不得倒掉，用来腌鸭蛋，可却将鸭蛋腌臭了，于是便在大伏天放在烈日下晒，说是可以消毒，然后便煮着吃。二舅也常常称她为“蠢人”，我真的不知道二舅是怎么和二舅母生活在一起的。二舅说，每次回去探亲，二舅母总是要吵架，可再怎么吵，二舅总是和颜悦色地讲道理，实在听不下去了，便不说话，或者提前结束探亲。但二舅说，要慢慢地感化她，用一颗善良的心待她。

二舅单位为二舅分了套房，并希望将二舅母调到北京，可到了北京只能做打扫卫生之类的勤杂工，因为二舅母只上了初中，没有什么特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二舅母坚持不肯去北京，二舅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只得调回老家。

二舅还是和以前一样，业余时间忙着拍照片、修收音机和电视机，一本本地看书，二十四史通读了两遍，还在津津有味地读，他从书中获得了很多的快乐。二舅母不再和二舅吵架了，生活上也照顾得非常周到。

可是我却发现二舅慢慢地变了，二舅自己从来都很节俭，但为人却十分大方，从不计较金钱，可是和二舅母生活在一起以后，却有了葛郎台式的吝啬，人去了，很少留饭；不管谁送礼给他，他都是来者不拒，就是回礼，也是过期的或者快要过期的。他们两个将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拼命地攒钱，甚至连饭也改为一天两顿；他们家的自来水采取“滴漏”的办法等到盆里可以省一点点水钱；二舅退休以后，还常常到旧货古玩市场淘宝，一个月下来也能赚好几百块钱，真是不可想象。我父亲患癌症动手术之后，我曾借住在他们家，在那儿烧一顿饭，开始还好，我们将人家送的许多礼品给了他们，可我看出，他们对我用他们家的水、电、油很是心疼，过了一周的样子，我便被他们借口嫌油烟味而毫无人情味地驱逐出境。

二舅终于在许多方面变得和二舅母非常相似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纳闷，不明白原本非常潇洒的二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市侩？但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调回老家后，二舅身边没有了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又看不惯周围那些溜须拍马之辈，下了班生活的天地便只有自己的家，说话的人也只有舅母，他们在节俭这一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二舅没有能够感化愚昧的二舅母，却被二舅母感化甚至同化了，而且竟是这样的彻底，真有点命运造化人的味道。

我偶尔也去看望二舅，十多前，二舅已退休在家，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二舅母出去到垃圾堆上捡破烂卖钱了，二舅正在看电视，电视上一个六十多岁的女子正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讲话，她是一个省的科学院院长、全国劳动模范。二舅突然眼睛一亮，有些激动地说：“原来是她！”说罢，便将一本褪了色的相册找了出来，拍了拍上面的灰层，打开，指着一个年轻女子的相片说：“电视上讲话的人就是她。”这个女子就是二舅的初恋情人，二舅被打为右派的时候，这个女子正准备入党，可她表示愿意抛弃一切和二舅在一起，二舅不愿意她因为自己而误了自己的前程，硬是和她分了手。后来这个女子分到了外省，也曾去过西藏。开始的时候，她一封一封地写信给二舅，一直到二舅说自己有了心上人以后这才没有了往来。没想到分别几十年之后却在电视上看到了她。

二舅长长地叹息着，喃喃地说：“我当初那样做是对的。”我发现二舅的眼睛有些潮湿了,但他的脸上却浮现出一种非常欣慰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