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25日新闻报道，原海南省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犯贪污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与此同时，在北京奥运会胜利落幕后，就开会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讨论刑法第七修正案草案。该草案为了加强防腐反腐的法制建设，重点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和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比如，草案规定，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上限，从5年提高到了10年。

官场腐败中的贪污受贿，是经济犯罪中最令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虽然现在有法可依，而且判刑不谓不重，情节严重的会掉脑袋，但是党政官员因贪腐落马的时有所闻，即便是从重的刑法也并没有也决不可能从根本上遏止住贪腐的不断发生。原因就是刑法只是反腐的最后一道防线，最末端的措施，不是防腐的根本办法。防腐的根本办法，是改革行政体制。谢明中的腐败案，再次证明，刑法是难以根治腐败的，而我们的体制，即党政难分和大权独揽的体制，却在催生腐败，是腐败的温床。

谢犯出身根红苗正，是广东化州县平定镇的贫寒农家子弟，但是随着职务不断高升，他受到的监督却是成反比例减小，官越大权利越大，越能不受监督；而当了党政一把手后，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谢明中受贿折合人民币1800万多元，还有800万多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海南中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谢明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谢明中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谢明中肯定知道，贪污款项如此巨大，一旦败露的严重后果和危险。但是，他敢于铤而走险，正是他经过风险判断，他的地位在现存的体制缺陷中，可以有极大的胜算。他在悔过书中说明：“到地方工作以后，手中掌握了实权，也感觉好像受人尊敬了，也有人送钱来，一段时间觉得收了也没人知道，后来胆子又大了，到了中间的时候，又怕被人知道，既担心害怕，担心被发现，被发现后罪行很大的，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很痛苦的时间，很受煎熬。5年多时间，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利用工作之便，收一些干部和老板的钱，罪恶感很大，造成党的形象损害，对人民犯下巨大的罪恶，今天回想起来十分痛心”。又说：“到文昌后我大权独揽，以党代政，一人说了算，私欲无限膨胀……一个一个地收，一万一万地攒，终于使自己从一个正厅级党员领导干部，蜕化变质为一名腐败分子。”

请看，他和所有大贪官一样，之所以能贪，是因为他和他们们能“利用职务之便，利用工作之便”，是因为他和他们能“大权独揽，以党代政，一人说了算，私欲无限膨胀”。这再次证明了问题出在我们的体制，有了现在的体制，他和他们才能有职务和工作的便利、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不受任何监管及限制地进行贪污。

刑法当然具有威慑作用。但是，刑法的作用毕竟有限，即便加大刑法的量刑限度，历史早已证明它难以做到防患于未然。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就可以判处死刑。而像谢明中等已经披露的党政大贪官，涉案总额没有一个是少于10万元的，都是成百上千万的，他们哪个不知道有掉脑袋的风险！可是，有了体制的缺陷，人性中邪恶的欲望，就自然的从体制缺陷的温床滋生并膨胀起来了，即便原本是好人的也可以变坏。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朝我们处于现存体制内大权在手的地位，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我们是否能始终洁身自好、守身如玉？？？可见，哪怕有刑法的巨大威慑力，也根本不足以遏制贪官们（或人性中）深不见底的欲望。要遏止贪腐的欲望，主要是靠体制，靠法制（不单是法治，更不是人治、不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让想贪污的人也无处下手。

有人指出，对于预防犯罪，我们中国一直是重事后打击而轻事前预防，事实证明这是我们反腐防腐的最大误区。其中过去强调思想教育或思想改造，那早已证明是软刀子，是走过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无所作为。而真正的反腐防腐手段，真正的根本问题，是改革专权体制(党政分离，权力分割)，是遏制官员腐败的核心制度（即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它不是可由官员掌控批示的财权、也没有什么首长经费之类的拨款）。一个人财权在握，又没有监管，即便本质很好的人，腐败也难根本避免！

另一方面，呼吁了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我们现有体制下，在我们的“特色制度”下，却怎么也不能出台。这项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的、能够让握有公权的官员收支透明的制度，是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是防范于未然的制度。

总之，为了打击腐败，我们的刑法当然要根据实际需要，做适当的修订和实施。然而，更重要的、更具根本意义的，是改革体制，是建立真正有效的预防制度。好的制度和体制，可以预防犯罪，使好人安守本分，使坏人无计可施，打击成本必然较小，社会和谐程度也较高；相反，不好的制度和体制，坏人可以得逞，好人可以变怀，打击成本大增，社会和谐程度也较低。（2008-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