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为几年前旧作。但自认为其中的观点今天也不需作任何修改。不过，该文没能在正刊发表，只在交钱的增刊上发表。今公布出来，望网友指正。欢迎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反对全文抄袭本文，窃为己有。

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源

蒋华志

（乐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二十世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但是，几乎无人想到：列宁建立的国家，居然在仅仅存在了74年之后，几乎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这是二十世纪震惊世界的又一重大事件。掩卷长思，历史教训历历在目。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再次证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腐败必然导致亡党亡国。

应当承认，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和苏联建国之初，布尔什维克党的确是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他们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了俄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与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苏联建国之初，布尔什维克党为苏联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是，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能够长期保持其先进性，没有能始终代表广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把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相反，一个曾经以为苏联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产阶级政党，逐渐退化、变质，沦为一个为特权阶级少数人谋利益的党。在苏联共产党内，腐败之风盛行，官僚主义严重，苏联共产党与人民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指出：“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虽然根据列宁的提议，制定了党员工资最高限额，规定任何党员，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每月所得的正式工资不得高于225卢布。但是，“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这些最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宫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1](pp.22-26)

在斯大林时代，干部的生活日益奢侈豪华。二战以后，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还专门建立了给干部发“红包”的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曾谈到过“红包”制度—“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连莫洛托夫也承认，“这当然不很妥当。数额不仅太大，而且作法也不妥。”莫洛托夫还提到，斯大林“有几座别墅”。^[2](p.609)

对斯大林时代的特权化，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大感吃惊。作家高尔基作为贵族供养起来，住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写道：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无限感慨地说：“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罗兰富有远见地指出：“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3] (p.117-119)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时代，贪污腐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比亚勒撰文指出，前苏联“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了加强其权力而抛弃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宗旨”。“腐败日益公开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许多官员几乎公开受贿，党的机构也如行政机构一样卷入了腐败的行列，这在一些基层党组织中尤为严重”。“官僚机构的腐败使之更加脱离广大人民。领导素质日渐下降，表现在知识和组织能力、身体状况方面，政治局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年龄老化，教条主义习气浓厚，缺乏生气，在人民中的威信日益下降。” ^[4](p.62)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是腐败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丘尔巴诺夫虽是平庸之辈，但当他与勃氏的女儿结婚以后便官运亨通，很快当上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短短几年内受贿达６００万法郎。^[5]

戈尔巴乔夫时代，干部特权依然存在。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对苏联干部的特权化作了生动的描述：

拍马屁和唯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如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你若失去这些东西使会感到更痛苦、更委屈，因而你也就会越来越顺从，工作越加卖劲。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处长虽不享有专用的小汽车，但他有权替自己预定用车；副局长享有一辆专用的“伏尔加”，而局长则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带有专用电话的“伏尔加”。

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就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6]（pp.128-129）

叶利钦回忆说，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6]（p.129）各种级别的官员，都有专门的商店为他们服务。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部取决于官级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各项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6] (p.130)连戈尔巴乔夫本人，都到处大建别墅，但戈尔巴乔夫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他自己根本没有私人别墅。

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曾经关闭过特供商店，但是，干部的特权实际上并没有取消，只是换成了隐蔽的方式。^[6] (p.136)

这样，曾经创造过辉煌的苏联共产党，就逐渐堕落为一个为少数新生的党员干部特权阶层服务的政党。虽然表面上依然冠冕堂皇，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虽然苏联共产党早就宣布自己是“全民党”，苏联国家是“全民国家”，但事实上，苏联党和国家只是少数人的党，少数人的国家。这样，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几乎丧失殆尽了。难怪在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中，出现了令人十分吃惊的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7](p.8)难怪苏联人民在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的关键时刻，漠不关心，许多人还拍手称快。

中国共产党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但是，过去的辉煌不是今天骄傲和享乐的资本。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如何继续保持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贪污腐败蔓延、官僚主义盛行，中国共产党也有失去执政地位的巨大危险。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共领导核心，正是在深刻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在深刻反思我国腐败蔓延的严峻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我认为，“三个代表”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始终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就必须立党为公而不能立党为私；必须为民执政而不能为己执政；必须清正廉洁，决不能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在当前，人民最关心的是反腐败的问题。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就“您最关心的两会议题是什么？”进行了联合调查：在被调查的13941人中，有71.59%的人选择了“加强反腐败斗争”，在被调查的15个问题中排列第一位。腐败是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造成社会动荡和人心丧失的最大祸害。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反对腐败，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鉴于腐败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我党历来重视反腐倡廉。早在1980年1月，陈云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8](p.245)邓小平也反复指出：如果对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9]（p.297） “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9](p.313)江泽民多次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10](p.428)“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11]

近年来，我党在反腐倡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反腐败任重道远。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我们必须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12]

苏联的亡党亡国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只有真正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党和国家才是不可战胜的。反之，如果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立党为私，执政为己，腐败盛行，将人民的利益置诸脑后，这样的党和政府，必定失去人民的支持，亡党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参观列宁办公室以后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明白了，列宁的力量就在于他无私。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这样的人不可能不取得胜利，如果他不取胜就太不公平了！”^[2]（p.644）不幸的是，列宁以后的苏联党和政府，恰恰未能保持自己得无私，没有把一切献给人民。难怪，当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表示惋惜。

参考文献：

[1] [苏]莉·莎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内幕（1922--1954），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苏]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12．

[3]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曹玉霞．西方社会如何看苏联解体原因[J]．北京：高校理论战线,2001-01

[5]刘建明．背叛《共产党宣言》的苏联[J]．广州：南风窗，1999-01

[6][俄]鲍利斯·叶利钦．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7]金鑫．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陈云．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J]. 人民网,2002-11-17.

[12]人民日报[N]．2003-02-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