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刺激
按语：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不需要刺激的，将不合理的地方调整过来就行了；如果为保持经济增长而进行刺激，可行的措施是将货币供应增长量提至20%，如果衰退之势不止，还要相应提的更高，直到经济重新焕发出活力。
看了官方这次先后出台的应对危机的对策，不禁一声长叹，看来，高参与智囊们还是没有找到这波经济危机的命门所在。
这一波经济危机不同于以往，对美国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百年一遇，可想而知，经济对外依存度达七成的中国最终受到的影响会有多大。寒风越刮越惨烈，精英们还想凭着过去的经验来对付，恐怕是有些天真喽。
一 解决问题必须对症下药
这波危机的根源在哪里？笔者在前几篇文章中一再说过，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模式就是有意的压低中国劳工的收入，同时有意的压低其它方面的成本，以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中获得成本的优势。这种策略无疑使中国最终成了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成了资本的最佳的投资胜地，但是，其负作用也是明显的，就是有意压低本国国民收入，不可避免的使本国国民的消费能力被人为的打了折扣，也就是说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严重不对称。从中国这边出发，供需已经失却了平衡，供过于求必然引发生产过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就是难以避免的了。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形下进行的，之所以能够运行下去，全是因为靠世界需求在那里扛着。需求是在取得收入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消费的，手中没钱，就无法消费，而这些消费者取得的收入，显然是有别人购买了它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如果已经售出自己的产品取得收入的人没有进行与它的收入相应的消费，那么，其它消费者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供给，也就无法得到相应的收入以满足它们的消费，将它所需要的产品消费掉。所以正常情形下，中国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在国内行不通，就是在国外，实际上也是无法有效运行的，因为中国低收入低消费，使得它国的消费者无法从中国取得足够的收入，以得到足够资金来消费中国的产品。不过，美国的信贷消费却是解决了这一难题，即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先借部分钱来消费这些产品， 这为中国出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在中国维持低工资的情形下，美国的实体经济实际上，无法得到与它的耗费相应的收入，一方面，中国的廉价产品将美的同类制造业几乎扫荡一尽，另一面，中国坚持低工资，普通百姓消费能力有限，根本就消费不起美国的产品，于是美实体经济就陷入了萎缩的境地。
当然，美国的借贷消费当然不是从中国经济崛起后才搞的，但却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才出现了重大问题的。相对于当年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美国虽然实体经济同样受到冲击，却受害程度小的多，因为这些国家实行的是高工资，让劳动者的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增长，因此，一方面，向美国出口的多，相应进口的也多，贸易逆差远不象现在同中国之间的这样大，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也使得其成本与美国的差距不至于悬殊，美国一些企业仍然可以活下去，如果美不是在防务上开支过大，在制造业上，绝不至于大败退的。但是中国大规模的闯入世界之后，问题就来了。美国虽然得到了更为廉价的产品，但这也意味着，那些在日欧台韩竞争下仍然可以生存的产业，再也无法应付来自中国的，不计代价的冲击了。所以实体出现更大的滑坡，凡是中国能够影响到的地方，几乎就无一幸免。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当然还无法捍动，但是，高科技产业只能吸纳有限的一部分人，那些数量更多的原先上班的人在丢掉工作后，还能干什么呢？那些收入不足甚而根本没有收入的家庭只能靠不断的借债度日了，入不敷出，债务也就越积越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信贷消费在支撑，相当多的美国人是失却了购买力的。而美债务之所以在02年后大幅增长，与美当年为摆脱经济危机而有意的纵容信贷消费，鼓励信贷投机有重大关系。原以为即解决消费，又能拉经济，但实际上，多数加工制造业没有拉动，主要把别国无法替代的房产业给拉起来了。房产的兴旺引来了几年持续的经济繁荣，但也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伙笔，因为大众没有收入支持房价，只能靠着价钱不断的被抬高来维持它的动力了。而价格不但被炒高，就使得其离社会真实的购买力可以支撑的价位越来越远，一旦投资者意识到价位不再可持续时，于是就象股民们一样，开始纷纷往外抛了，价格的大堤就随着一角的塌陷而开始掉头下落，无数在高位接手的投资者们，跑之不及的，只好资不抵债了，那些从事放款的银行，以及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将债务打包出售做成次债的金融投机部门，不可避免就要产生重大损失，众多当了它的债主的投资者，那是后诲已莫及。
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自然美有需要深刻反省与检讨的地方，但是，问题却出在中国的消费不足上，试想，如果中国的国民收入能够提高到与它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相应的程度，那么，相应的，中国对世界总的需求就会大大增加，美对外出口就会相应增加，制造业就能减轻相当大的压力，美国国民的收入就会得到提高，就不会有为数近三千万的穷人再靠救济与信贷过日子了，也就是说，中国供大于需，美国的需大于供也也会得到相当大程度的缓解，今日程度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就不会发生了。
可见，如何提高中国的国民收入，尤其是消费能力明显不足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以提高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才是对付这次危机的正着。（见《为何低工资会引发经济危机》一文，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此持有类似观点，见施晓渝<越来越多的人分析认为：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国是导火索>）
二 拉动内需必须以提升国民的消费水平为主
当前，对于拉动内需已然成了从上到下的一致共识，无论党国要员，还是民间研究者，几乎都在大谈特谈拉动内需。
拉动内需的思路无疑是对的，但，如何拉动内需却是众说绘坛。因为拉动内需有投资与消费两条道。
是以投资为主呢，还是以扩大消费为主呢？
如果以我们前边的分析来看，应该是以消费为主，消费扩大就要提高国民收入，增强国民消费能力，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费掉，让不平衡的供需实现平衡，才能将危机化解掉。
但是，官方明显主张通过财政扩张，加大投资，拉动消费，这显然是走上另一条道了。投资也消耗产品，但因为它本身是生产行为，它使得工人的低工资水平得以持续，供过于求并没有改变，所以矛盾并没有解决，危机还在那里。
而且，旨在为拉动内需而搞的投资很多都忽略了投资的效益，很多正常情形下不能上马的项目仅仅因为拉动经济的需要就上马了，结果投资大笔的出手了，经济效率却是没有提上来，这是我国一而再出现的现象，因此对投资拉动内需的建议需要警惕。
有一些人以为公共工程可以上，以为当年朱总搞的修路就是例证，对此，是极需要再认识的。
当年修了那么多高速公路当然起到了改善基础设施的作用，但要说中国经济重新飞起，靠它，言之谬矣。修路虽然投资甚大，但因为消耗的产品品种有限，因此不能避免为数众多的厂家产品滞销，当年朱总的办法要是真的对了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企业关张倒闭，那么多工人大下岗的。
那么朱总的成绩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以为，这主要归于中国的统计工作做的水平高。
2000年我回到老家，老乡们反映收入早已是不能敷出了，生活非常艰难。不能应付开支不是因为老乡们搞了超前消费（当然，前几年学费医疗费猛涨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是因为粮价跌落了一大块，而提成统筹没降，肥料农药价格没降，种地因此没钱可赚了，即使是种田能手，每亩能有百元收益都算不错了，一些曾经红火一时的企业，除了砖厂之外，其它一律倒闭。这样的经济局面应该说是大幅度的负增长，但是当地政府在做国民统计的时候，依然搞出了个10%的增长率。一位担任干部的同族笑着对我说，从统计上来看，农民们的纯收入增长了不少，年收入达到了1400元，实际上呢，140都没有，经济发展与前几年相比是大幅度的负增长，哪里有10%的增长？但在做报表时，还是要比往年的高一点，而且只能高不能低，如果要如实反映情况，那么报表即使做出来了，也没法交上去的。
对于朱总的做法成效到底有多大，我想赞赏者不能仅仅看统计报表，还应问问工人，问问农民，我敢说，假如中国的政治体制要是象西方一样，不说别的，就是那帮国企下岗工人，也不会让朱总好受的。
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不能全盘否定，在钢材水泥等消费乏力价格跌落的情形下，看似不无道理，不过，更应看到，石油铁矿石的价格同一年前的相比，仍在高位上运行，如果忍一忍，其就会因为消费不足而价格继续跌落，跌到更低的价位上是有可能的，从建设者的角度来考虑，再等一段时间更合适。如果从救经济出发，那么，现在的价位就会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开始而受到支撑了，中国的作法显然不明智。
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拉动内需，挽救经济能否起到正面作用，应该说最终落实到它最终发挥的效益上，而不是它消耗了多少水泥钢材费了多少劳动力上。如果它自身产生出的实际效益远不够投资，那么，就是弊大于利了，反而因此而加重了财政负担而使经济雪上加霜。九十年代的日本就是一例，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搞基建却在美国发生了奇效，恰恰是因为其本身就为经济发展所需，正面效益很大。如果一个国家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一定的完善，还要继续大笔投资，那么，收效就打大折扣了。今日急需拉动内需的中国，应该不忘日本的教训。
其实，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03年突然恢复过来，功劳并不在朱总身上，也不在后来上台的胡总温总身上，功劳应该记在小布什身上，它为拉动经济而纵容消费信贷，结果就把中国的出口经济给硬生生的拉了起来。如果没有出口经济的强劲发展，仅仅靠修几条高速公路又如何能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
我国产业中，轻工是强项，企业出产的产品花色品种成千上万，扶持它们的应该是亿计算的家庭主妇。高速铁路、公路等大工程虽然耗费巨大，但所要消耗的材料与产品与多数厂家的产品是不对路的，指望在这方面的大投入来挽救中国经济，我看悬。
而对公共工程的大力投资，明显的又对真正需要投资的项目，起到了排斥作用，因为资本及资源都毕竟是有限的，上了这个，就没力再上马另一个。把利于经济结构改善技术升级的挤掉了，那就是相当不合算的了。
三
除了以上措施之外， 针对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官方还推出了不少应对危机的措施，从股市、楼市、出口产业及对内投资等诸方面出兵，试图抢救。纵然这些在主观愿望是好的，然而因为有意偏离了增加人民收入这条轨道，所能发挥实际效用就要大打折扣了，一些实际上还象三鹿毒奶一样，服了之后不但不能使身体得到滋补，相反还会产生相当大的毒副作用，可以说产生了与本意相反的结果。
就股市而言，当局在沪股初破二千点之后，就出台了不少措施激励股民积极投资，比如降息降税，还准备搞融资融贷，助股民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更让人注目的是，决策者要求央企回购股票，资本老大汇金更声言要向股市投入二千亿资金以抬升银行股，以此做饵，吸引股民们变卖家当，为股指的上升出力。
结果怎么样呢？反弹了一下之后又迅速的跌了回来，直至今天，竟然快接近1700百点了。
救市失败，说明这种回避股市内在问题，回避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单纯的为救市而救市的方案是不对头的。经济基本面不改善，企业效益继续下滑的大气候不变，纵使泡沫今天被吹大，明天还是会缩回去的。而宝贵的国有资本没有用来改善民生，而是用来制造泡沫，可叹！
就房市而言，房价现在已是摇摇欲坠，为了遏制房市的崩盘，出台的利好政策也是接连不断，比如又是降息降税，又是降低首付，放松二套房贷，鼓励居民买房，一些地方政府甚而主动现身，出资将高价房一手买下，直接托市。政府的劲没少使，效果又将怎样？死扛房价，那会让开发商们死的更惨，会让银行形成更多坏账。在经济还没有大骨坡的情形下让利销售，没准还能有点小赚，如果在经济进入寒冬后，再急着脱手，恐怕连裤衩子都要赔进去的，而房产一旦挺不住最终崩盘，对整个经济层面的打击必然很重，到时裸奔的恐怕不止是开发商了。
现在政府要保的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出口企业，随着国外经济危机的加深，出口企业倒闭倒闭的大潮一波比一波高，看的中央是心惊肉跳。如何遏制？那是又拿起了刹手剑，即提高出口退税，也就是对出口予以财政补贴。现在受惠对象已扩增到了3400种，远不止于纺织品。
如此大面积的退税，可谓力度空前。然而，这样的拯救也并非就合乎我国的利益。
在外汇储备已经成为负担的情形下，还要以牺牲财政来换取外汇，是否合适？
在多国大规模向银行注入资金，实则变相贬值的情形下，我国还要鼓励出口来换，出口商们将因此而承受极大的风险。
美国的伪需求破产后，全球市场随之陷入萧条，供给就出现剩余，正常情形下，产能就要自动削减，然而我国为了维持表面的繁荣，通过变相补贴的方式使那些本来淘汰出局限性企业得以苟活，如此市场内在的调节机制就失效，过剩的产能就没有得到消减，于是相关行业就处在半死不活之中，无法走出困境；资源应根据市场的需求来优化配置，然而，政府的不当干预使得该退不退，结果该进也就不进，结构调整就没法正常进行，通过危机的克服来调整经济结构就没法实现。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雪上加霜。因为这是支持供给，而不是增加需求，中国自身的消费能力不因此而提高（因为占用财政，实际上削弱了中国的消费能力），所以从全球而言，中国此举使得全球走出经济危机的困难更大。一些国家，将因为无力弥补企业，而受到中国出口商品力度更大的无情的冲击，经济将陷入绝境。为避免这种冲击，更多的国家可能要对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通过增加关税等方式实行反倾销。
总之，在生产过剩的时候，还要拼命的促生产，实乃不智之举，并不利于危机的克服。它的合理选项应该是促进消费，尽力提高内外消费能力，来消化这“过剩”出来的产能
除了以上措施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十七大上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的决议，据有关专家称，政府企图通过土地新政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以此提升社会的消费能力。对于土地流转，我是赞成的，甚而以为不如一私了之，从根上解决问题，省得以后还要改。不过，其意义恐怕只能往长远的看，短期而言，土地新政能否显著的提升农民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那又是一大问号。在农产品价格还被严格控制的情形下，土地靠农业是没什么收益的，因此至少在短期内不要指望靠以农业开发为目的的土地流转来增加收入，而只能依靠宅基地和房产的转让来增加收入了。但问题是，这只能是少数农民的事，住在城镇郊区的，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有了转让的机会，多数农民的房产，虽然便宜，但因为并不具备商品价值，是没人要的。此外，也不能断定农民在法律许可之后就一定要卖掉它的房子，因为它还要住呢。一般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卖的，因为，现在的农民仍有家族观念，本乡熟土的，怎么说也比它处适应，换了新地，容易受欺负。所以，一些人以为一旦这道大门敞开后，农民就会回家把自家的房子卖掉，然后去抄股，去抄房，将股市房市再次抬升起来，实乃是想象而已。
综合来看，官方最近出台的这些刺激措施只能说显示了挽救经济的决心，而不能说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当然，不看好上述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笔者就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刺激。如果方案对路的话，那是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的。比如降息降利，向银行注入更多资金以解企业燃眉之急，大胆的多发行一些钞票作为币税直接用于财政，用之于改善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如此等等，肯定有助于应付当前的困境，如果向国际推出相当于一万亿美元的以人民币记账的熊猫债券，供援助国际之用，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出口业的衰退；就是上马一些工程，也不是不可，不过，除极特殊的外，都应该交予民营企业投资为好。如果这些项目确实有效益，民营企业就能将它搞好，用不着政府来操心，如果没有效益，民营企业也就回避它了，避免了投资失误，避免了重复建设，避免了财政的浪费。
四 如何提高国民的收入
如前所述，只有提高我国国民收入，才能更有效的对付生产过剩，上次是美国的消费者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美国的信贷消费破产后，要将消费持续下去，也只能指望我们自己的国民了。
而长期以来，中国民众消费不足，原因无它，就是低工资体制之下的收入太低，没有消费能力，所以要拉动内需，提高国民消费能力，就意味着必须将普通国民的收入提上来。
中国国民收入的低下，与高速发展严重不合，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分配体制极端不合理，如果将那些不合理的政策校正过来，中国国民收入就能提高一大截。
比如，对于广大农民，如果不再坚持以农补工的政策，强行压制农产品价格，如果不再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土地的所有权还给农民，让农民充分的享受到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那么，就是不对农民搞补贴，农民的收入也会立即大幅上升，其增长率将会远高于官方所制定的6-10%，到2020年实现收入番一番的目标很可能提前一半时间实现。现在我国粮价是国际市场上1/3--1/2，仅此就可想见，只要放开价格控制，中国农民的纯收入就可实现100%的增长（不算土地交易的收入），全国九亿农民，每人年收入增长四千元，可想而知，这对消费市场意味着什么？八十年代未期及九十年代中期的消费大潮相信大家并没有忘记，它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学界虽然仍是众说纷纭，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却是公认的，即粮价的突然提高，使得农民可支配收入大大增加，从而引发社会上的消费冲动的。如果这次粮价再次大幅上升，还要会对我国消费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如果高层有足够眼光的话，就是现在国际粮价不那么高，中国也应该将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大大提升的，日本韩国可以做到真正的保护农产品价格，我国也可做到。现在，我国政府一见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就崩高，而价格跌落，则装着没看见，这是不对的。比如猪肉，现在怎么就不关心了呢？中国农产品价格与十年前相比，实际差距不大，10多年了，竟然做到了价格稳定，这看来是很了不起的政绩，但背后却是农民的多少苦泪，政府一直在忧心农民收入不增，但是将价格死死的压住，农民的收入如何增长呢？以农补工的国策只要持续下去，农民翻身就没有希望。
执政党之所以将以农补工的国策一直坚持下来，主要考虑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会使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陷入困难。这显然是认识上陷入误区。农民收入大增，就会增加消费，那么非农民的收入就会相应增长，就会弥补损失，农民收入倍增，会产生多大的效果，可想而知的。对于那些无法相应增加收入的，政府可以通过民生福利事业予以救助，给那些企业的补贴可以省下了，也无须耗费财政去托股市房市，那些因为经济衰退而不得不上马的一些项目也可以不必再上了，于是就省下了巨额的财政用来救济贫困，用来通过免费教育等减轻社会负担了。当然，救济金实际上可以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税收中产生，从而使那些确实不堪物价上涨的人们得到更有力的帮助。
对于广大工薪阶层，收入之所以低下，同样是人为压制的结果。如果不将企业承担的税费搞的这么高，中国工人工资完全可以提升一大截。据有关专家研究，现在我国国民收入仅占产值的12%，而国际上，发达国家占50-60%，发展中国国家也占30%以上，07我国人均收入是2360美元（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的），如果比照发达国家的水准，我国在理论上人均收入可达到一万一千美元，如果比照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达到五千九百美元，也就是说人均近四万人民币。为何没达到？钱都哪里去了？如果对比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均产值增长，国家税费增长，再对国民收入增长，就不能找到原因了。人均产值增长49.7倍，而国民收入增长仅12.4倍，为何二者不同步，再看看，政府所征收税费的增长就知道了,79年才一千多亿人民币，而去年就达到5.1万亿啦，增长50倍。政府收入增长明显大大高于民众的收入增长，政府多拿了，民众自然少分了，所以如果政府不收这么多的税费，我国国民收入就能有望大举提高。也就是说，政府只要将税费削减，并且对那些体制外制度外收费坚决说不，中国的企业就有能力将工人的工资在短时间内提升至少一倍。（见《如何上中国的穷人阶层富起来》一文）
如果中国的农民工人各自在现在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一倍，那么在理论上，中国的消费市场就能实现倍增，内需就拉动了，中国政府还用再为消费不足而忧心吗？
因此，现在中国的政府真正面临的任务就是想法设法把国民收入大幅的提升上来。如果在这块上实现了突破，那么危机就会安然渡过，前景就会柳暗花明。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局同样希望国民收入提高，实际上它设想的增长率也不谓不高，问题是现在国民收入的基数太低了，对于拉动消费也是无济于事，比如农民，现在年均收入为四千元，即使实现了增长10%的目标，也不过是一天多收了一元钱而已，这一元钱能拉动什么消费呢？一年增收的四百元够买车还是够买房？
假如国民收入得到大幅提高，股市就无须政府投入资金也会再次繁荣起来，企业效益提高了，基本面好转了，分红增加了，当然股指就要升上去；房地产大滑坡的危险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消解，房价不必跌回到九十年代，只要回到五年前的水平，就能遇到高收入者来支持了，假如我国人均收入再提高一倍，那么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水平就将大众化，对应每平米三四千元的房价，双职工家庭就能有望在四、五年内还清房贷，对于那些超级豪华的售价在一两万元乃至更高的楼房，也会因为更多富人的崛起而得到一定的支撑，房产商们因此不必跳楼了；而那些摇摇欲坠的出口企业而言，也不必仗着出口退税的提高来延续生命了，产品老外不要，销往内地呗，中国有的是人需要这些产品，就怕适销不对路，不怕卖不掉。
如果宣布这一计划，那么，对士气之鼓舞就可想而知，整个经济形势就会由此而变。投资者都是跟据预期来投资的，经济衰退，消费不足，当然要缩减投资，甚而要闪人回避了，劝是劝不了的，但是，如果预见到国民消费能力要得到大大提高，那么老板们就要着手加大投资的准备了，这时候，是谁想挡也挡不住的。政府用于拉动经济的许多项目如果确实有效益，政府只要放一放手，它们接手就可以做了，财政不必掏腰包。所以，如果政府确实想要挽救中国经济于不倒，那么，仿效当年日本的池田勇人，高调的宣布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认真的制定方案去推动实现就是极为必要的了。
如果考虑到中国国民收入低下，实际上是由于许多极不合理的政策所至，也就是为一些陈腐僵化的观念所误导，那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的实现实际上远比当年日本的来得轻松，理论上，两年内就可增长一倍不算大事，然后在再这个基数上继续高速增长一段时期，直至赶上已开发开发国家水平，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缺乏的不是认知，而是胆略与勇气，写到此，不禁又想到了朱总，朱总就是敢说也真敢干，说提粮价就提了起来，说降汇率，那是一夜之间，没有一点犹豫，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值得今人学习的。
五 困难所在
将国民收入提起来，使之于经济发展相适应，无疑是解决危机的正道，不过，要走这条道路却是比之投资和强行托市等手段遇到的阻力大的多。
很显然，要放开物价，政府就得相应的提高民生福利水平，否则那些低收入家庭就无法抵挡住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的物价高涨，这就使得民生福利开支必定大幅增加，一方面为穷人家庭提供生活帮助，另一方面要承担起教育医疗等更多方面的公益开支，削掉这些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到位，那么放开物价很可能就会引发社会更大的不满，最终使改革受挫而回。
要为职工大幅增加工资，政府就要主动的削减税负，这就很可能使得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这样一来，政府诸多方面的开支就不得不大幅度的削减。比如行政费用，经济建设支出乃至国防费用，都相应的被大幅度压缩，对外投资也没法再进行下去，想再装大款去抄底海外股市是抄不成了。
这就意味着，为了解决危机，政府需要做出重大牺牲。
不仅财政收入要主动大幅度降底，而且财政支出结构也要大幅调整，用于民生福利的要大幅增加，用于行政国防及经济建设的支出则相应大幅下降。
这样的转变对政府而言，无疑让它很为难，但是，如果不主动调整过来，指望出台几个刺激方案就能将经济恶化的趋势扭转过来，那是一厢情愿，而一旦经济倒了，对执政集团意味着什么也不难想象。
而分配体制的变化又会将问题带到政治层面。虽然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也不一定非要民主体制不可，比如亚洲四小龙腾飞就不是在民主体制下实现的，但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想实现分配体制的合理化，要想把民众的利益摆到根本追求这个位置上，要大举的压缩官府自身的开支。要让官员们勤政廉洁、公道正义，不申张民权，仅靠官员们道德的自觉以及最高领袖的严密监督，是不切实际的。经济危机的解决，最终会促使政治改革迈开步伐，历史要想往前走，这一步显然也是难以绕过的，问题只是由谁来主导。如果硬顶死扛，那么就是自动的放弃历史的主导权，这显然，对当今执政力量而言，绝不是明智的选择。
试图重复历史，那就意味着历史要停滞不前，只有开创历史，历史才会获得推动，才能得到前进。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有效的克服危机，就是需要将那些本来就不合理的地方调整过来，如果仅仅做枝叶上的修补，继续因循守旧，则注定都是徒劳，是无济于事的。
原文作于10月29日，11月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