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后来你转到纪实文学创作上来，当时不觉得很困难重重吗？首先，要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就相当的困难。采访、写作完成后，要出版也麻烦……
叶永烈：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1980年，当时每天晚上电视里都播审判“四人帮”的节目，我看后很触动，就想把这四个人写出来。另外，我看了个《第三帝国兴亡》，我就想我的这本书就叫《“四人帮”兴亡》。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第三帝国兴亡》是美国作家写的，是反法西斯的，美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4吨重的德国法西斯档案资料。而我去写“四人帮”，是中国人写中国人，采访，查档案，特别是查“文革”的资料，都是相当相当的困难。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上海作家协会要我写报告，报告写了好几次，开列采访名单，这个名单大概有100多人吧，包括要求查阅哪些范围档案、资料。之后，市委宣传部就在报告上盖章，我就凭这份介绍信去采访。
羊城晚报：当时有没有拨款给你？
叶永烈：没有，所有的采访都是自费，我去北京那么多趟，全部自费。在上海本市就是自己搭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去采访。
羊城晚报：你所采访过的最高级别的人是谁？
叶永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先生，当时他是第四号人物。我差点就采访了江青，跟她擦肩而过。当时我住在公安部招待所，公安部那边告诉我，说江青出来了，因为当时江青住在秦城监狱，外人是进不去的。他们告诉我说江青那几天就住在公安部所属的复兴医院，正好公安部有辆车，有人要进去找江青，我就想跟着进去。临走的时候，他们问我说你会不会发报道，我说那当然了。哎呀，这句话一说就坏了。那边说那我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哎，那就不行了。很可惜。擦肩而过。
1989年的中秋节，我去陈伯达家，他气色非常好，特别高兴。平时拍照他都戴着帽子，在家里他也戴帽子，那天去后，我拍照就说把帽子拿掉吧，他就把帽子脱了，还拿起一份《北京晚报》，摆好姿势给我拍照。然后还给我写了一副书法“凤兮凤兮，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落了个笔名，笔名叫“仲晦”。这是他的绝笔，他一个星期后就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了。
羊城晚报：这些年你做了那么多时政人物的传记，名声在外，会不会有一些高层领导对你的写作表示兴趣，请你帮他们写传记？
叶永烈：找我的人也不少，我不便一一透露，有些已经出版了，我就可以说，比如公安部部长王芳，就叫我帮他整理回忆录。有一些就比较为难，我没答应。
羊城晚报：你也参与了《江泽民传》的写作？
叶永烈：当时一开始点名就是我。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一局局长给我打电话，问我明天能不能去北京，我也不知道去北京干什么。但我答应了，他们马上给我送来头等舱机票，一到北京机场，第一局局长去接我，但我还是不知道去干什么，以为要我写华国锋，因为我跟华国锋秘书联系了好多次，把年谱也写好了。结果到宾馆住下来他们就说，要我写《江泽民传》。跟美国一个作者两个人合作，我写中文第一稿，他写英文第二稿。
我答应后马上就把那个美国人请过来了，然后谈，我拟提纲和负责采访名单，写了江泽民年谱，写得非常详细。所以说当时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后来美方要我跟他签合同，就是为了署名的问题。开始说好了双方是合作，中文版的我在第一个名字，英文版的他是在第一个名字，后来官方考虑，以他的名义来出，意思就是找我来当枪手，给予极高的报酬，我不在乎这点钱。我说你找对人了，也找错人了。找对人，是说你找我来写江泽民，我写过江泽民的很多东西，也准备写；找错人，我不想当“枪手”。
羊城晚报：你最新出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或独家的东西？
叶永烈：独家的东西特别多，我采访了那么多的当事人，相信很多人也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羊城晚报：还有一个问题，你采访了那么多名人政要，你们上海有一个名人你一直没有去接触，他的名字就叫余秋雨。为什么？
叶永烈：余秋雨我们都认识，他还到过我家呢，我们的老房子相隔不远，都熟。我曾经说过，第一我不写作家，第二不写上海作家。在上海作家这个圈子，我是奉行不结盟政策的。

2008-11-1《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翁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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