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不断进行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不断反思的过程。

    现在我们的反思在持续深入，然而反思却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结果。

    正如大家所关注的，一是三十年漆黑一团要改革开放悬崖勒马，立即回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

    一种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正视存在和出现的严重问题，继续针对问题的根源推进政治改革。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进行怎样的反思？

    第一：在纵向比较基础上的反思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纵向比较，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和数字，应该是有权威，有可信度的。

    政府工作报告说： 

    全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3亿元升至2007年的5.1万亿元。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

    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粮食生产首次实现连续四年增产，去年产量超过了1万亿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扩大到全国86%的县，让7.3亿农民受益。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5年累计2.43万亿元。

    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使1.5亿的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受益。 

    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了保障的范围。

    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3786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2007年参保人数突破了两亿人；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扩大到11个省份；从2005年开始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标准。中央财政5年累计补助养老保险专项资金3295亿元。 

    除政府工作报告，还有一些三十年前的关乎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统计数字，是具体而不可忽视的。 

    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 

     居住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 

    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

    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

    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比较，这是一般人都能感受到的：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了，政府手里有钱了，城乡面貌有了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普遍的提高。 

    我们的“神七”上天了，对太空计划的批评意见暂且不评论，但他确实可以证明中国人在月球上的一小步，是我们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提升的一大步。

　应该说，对民生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对大的天灾人祸的处理，我们这几年作的，比以往任何时候作的都好。

    我们经历过的非典时期，特别是今年的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我们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人们对“胡温”新政，有期待，有赞誉，是有这种纵向比较的根据的。

    第二个问题：在横向比较基础上的反思。 

     但是，纵向的比较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作横向比较，才能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

    有一位权威学者的文章中的横向比较，就以大洋彼岸的美国作了一个例子。他是这样说的： 

    原来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富有，发达，但在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幸福方面，美国政府是没法跟我们比的，一较真才发现，在为人民谋福利方面，比起美国政府来，我们只能自愧弗如。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中国讲为民做主。为民做主靠好官的天理良心，好官当政，人民的生活就好一些，所以人民盼望“×青天”；好官一下台，仁政就可能没有了。好官要想多为百姓福利拨款，体制内的势力就可能不容他。中国百姓有15%（福利拨款）就知足了，过去从没有见过政府拿出这么多钱来用在百姓身上，连连“感谢党，感谢政府”。 

    在美国，“民有、民治、民享”不是体现在报纸上，而是体现在政治生活中。61%是天经地义。老百姓用不着感谢谁，眼睛不看官员的脸色，就盯着政府的财政预算。你不给我谋福利，你削减福利拨款，我选别人，叫你下台。这一手就把贪官、坏官、庸官全治住了。 

    中国的一套叫人治，美国的一套叫法治。我们“纵”看要看到自己的进步，“横”看要看到自己的不足。

    中国没有制衡机制对财政预算分配和开支过程的强力有效监督，把钱用在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以及其它形象工程上去了，这三项开支一年就1万亿。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开支增长87倍。这在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市长利文斯通每天乘地铁上下班。注8与之相比的中国超级市长，前有陈希同，后有陈良宇，因贪污腐败双双落马。 

    新资本主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多了。中国不学新资本主义，不学好资本主义，可能会变成老资本主义，变成坏资本主义，变成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那样的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必须加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能够行使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重要权利，切实地监督、约束政府，才能制止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和腐败。

    第三个问题：和“文革”相对照的反思 

    我们在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中，出现了一股逆流，这就是以张宏良为代表人物的“文革教”。其实，他们就是前段时间公开泛滥的“红教”的变种。 

    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自己公开发动的政治运动的第一次彻底否定。和毛泽东一起打江山的精英们，只好用最难为的办法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作了最好的解决。宣告了文革的结束。

    文革历时十年的大浩劫，遍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席卷中国大地的角角落落。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大跃进、大饥荒使中国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之后，又一轮对千千万万人们的政治摧残。 

    文革的政治运动，先使人们变成瞎子、聋子，然后把人变成疯子，对外高举反对帝修反的大旗，把中国置于世界的对立面，让饿着肚子的中国人民进行世界革命，誓言要解放全人类。

    人民被愚弄到了以贫穷为光荣，以贫穷为革命，以贫穷为幸福的思想境地。 

    文革时期，在全中国，开始是只有两个人是不能反对、不能批评的。后来这两个人闹翻了，那个跑到外面折戟沉沙的接班人抛尸荒野，而全国人民在那个国庆节里却还在共同敬祝他的永远健康。

    这真是愚昧加痴颠的一幅滑稽的政治场景。 

    在那十年里没有了宪法，只有最高指示；没有法律，只有公安六条。伤害人不要依据，整死人不受追究。打砸抢有理，红色恐怖万岁。

    在那个年代里，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师、科技工作者成了黑线人物；文化遗产，历史古迹，珍贵文物都成了封资修复辟的黑货；干部和群众的互相折腾，乃至残杀，各地比比皆是。 

    最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多万人血淋淋的死亡面前，“四人帮”进行宣传的主旋律竟然是唐山人民在废墟上摆开了批邓的大战场。这那里还有什么良知和人性！ 

    缺乏良知和人性的还大有人在，张宏良是学界的领军人物。

    他先是把文革和改革混淆起来，最后就干脆颠倒过来；先是把继续改革开放说成是死路一条，最后就祭奠文革的幽魂让其死灰复燃。 

    稍微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文革把中国带进了死胡同，改革才为中国开拓出一条生路。

    从任何一个正确的角度看，都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改革开放是历史的进步，是社会的进步。否定文革的，必然肯定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的，必然肯定文革。泾渭分明，二者不可兼顾。 

    那些否定改革开放的，在张宏良政治蛊惑中找到了知音。

    说什么撇开数据不说，张宏良说了当前的现实；说什么撇开结论不说，张宏良说的现象确实存在；说什么撇开有些极端不说，张宏良总是为穷人说了话等等。说来说去，就是撇不开张宏良。

    其实，我们国内外的大批的学者，改革志士，民主的追求者，早在张宏良之前已经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已经对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前途，改革的步骤有了明确的建议。 

    有些朋友确实是把天真当作聪明了。一个所谓学者在数据上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给人一个客观的现实？如果把他的结论搁置，我们肯定他说的现象岂不是帮了倒忙？鼓动极端分子拉队伍上井冈山，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执迷不悟？ 

    政治蛊惑自有迷人之处，如果要我孤立的看张宏良的某几句话，某一段话，我也可能会认为他是仗义执言，勇气可嘉。

    有人一提反腐败，就声嘶力竭的吆喝多砍头，就要搞阶级斗争，一个杀字定天下。表现的固然是势不两立，余勇可贾。其实是扰乱了人们对腐败源头的追究，阻碍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深层次的反思。 

    这样的蒙蔽，历史上实在太多，现在仍然不少。连中国那个大贪官成克杰都说，他想起那些贫困人口都经常睡不好觉。

    当然，他们不是异曲同工，是同曲异工：一个是掩盖贪腐，一个是走向倒退。鼓吹文革，就暴露了张宏良的魔鬼主意。

    当前，我们特别要值得警惕的一个倾向就是，制造富人和穷人的仇恨和对立，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大家不妨想一想，中国的历朝历代，哪个不是要了穷人的命，坐了自己的朝廷，该受穷的仍然受穷。世界上那个文明发达国家是靠穷人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革命取得的？ 

    我们经常说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过去是挂在嘴上人人会说的。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被剥夺一干二净的恰恰是农民。

    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成功之后，连进城的自由也没有，抓住盲流就是犯人，现在的农民工就是过去的盲流，正是改革开放才摘掉了盲流的帽子。张宏良先是笼络农民工造反，然后再让他们作类似文革时期的盲流。 

    有人看不清张宏良的真面目，就想用张宏良这只逆水行舟的船，借一些反腐败的箭。

    我们有些朋友看不到今日民主大潮的汹涌澎湃，不去修民主的栈道，却想暗度专制的陈仓。想利用张宏良以壮反腐败的声威，这不但是下下策，有害无益；而且是姑息养奸，养虎为患。

    第四个问题：站在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上反思 

    每个人作事情都有自己的底线。

    我们这里说的，是用社会的共识和价值观念，起码的行为准则，在这个基础上反思改革开放。 

    譬如说实事求是。

    如果你胡编乱造，那还有什么争论的必要？特别是自称是学者，必须在力求在数字上准确，事实上客观，在逻辑上严密。你必须用学术的见解说话，而绝不可用自己在政治观点去蛊惑。

    实事求是，必须避免片面性。不能拿孤立的看问题，不能一个方向看问题，也不能以局部代替全局。 

    如果张宏良想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了殖民地的真相告诉大家，他首先要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字和事实推翻。否则，你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

    因为，财政收入那可是真金白银，入账入库，国家总理再胆大，他也不敢在全国人大拿这个作儿戏。农业税全免之类的问题，也是实实在在捉不得迷藏。 

    说点具体的，最近神七上天显然是国际空间新技术，既然我们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了，张宏良就应该说明白，我们的宇航技术是怎样受到了美国的控制，他控制我们发射神七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高端的深奥，最起码不能在常识上忽悠自己的同胞。

    张宏良把中国的孩子的身高不如日本，说这是改革开放的恶果。现在的孩子普遍发育早，高个子的多了，注意减肥了，这些连傻子差不多都知道的事实，张宏良竟然也要反过来利用一把。

    黔驴技穷，用在张宏良身上，适得其所.。张宏良偏离道德的底线太远。 

    张宏良拼命宣扬文革的红卫兵造反精神，号召人们可以无法无天的革命，这已经超越法律的底线。

    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以专政方式对相当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群众的直接的人身的摧残，轻者挂牌游街，下跪坐飞机，重者棍棒相加，血肉横飞；文攻武卫，枪炮上街，草菅人命。

    几乎所有被批斗、被镇压的罪名都是反对伟大领袖，或者是反对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

    重上井冈山意味着什么？武装暴动，武装割据。张宏良投笔从戎，就在今天。他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张宏良有权利说分析矛盾，提出化解冲突的建议，他没有权利宣扬仇恨，给社会人为的制造事端；

    张宏良有权利抨击社会的黑恶势力，剖析社会的不良现象，他没有权利纠集那些极端分子，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暴力行动；

    张宏良有权利揭露那些为非作歹的权贵和腐败官僚的邪恶，他没有权利号召摧毁法治的造反行为；

    张宏良有权利正告各级领导包括中央，如不认真反思和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严峻现实，可能会导致的暴力和无政府主义，但是他没有权利进行政治蛊惑，作武装斗争的舆论。

    一个人的言行，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这叫职业道德。身为学者，张宏良的言论行为既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底线，也不符合一个公民所应操持的法律底线。

    宣扬仇恨和暴力，为公民社会所不容，为民主大势所不容，为改革开放所不容。

    张宏良可能自认为他的马蜂窝里已经招摇了几个死心塌地的小马蜂而自鸣得意，殊不知他的拥护者越多，他的罪孽就越深重。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张宏良先生好自为之。

    本人是个民主的鼓吹者，但是，很多人也许并不清楚我鼓吹民主的底线。

    首先，我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同时我也是权贵腐败的批评者。

    从民主的角度看，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社会阶段，这个定位很重要。

    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上。我们脱离了独裁统治，但是专制的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并没有土崩瓦解；我们开始向民主社会转轨，但是我们还没有还没有跨进那个门槛。

    我心中最重要的底线是：我坚决反对暴力斗争。

    政治骗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我只要和平发展，自由民主。

    你如果对我说，我们的民主必须用暴力斗争换取，我就会说，让这样的民主滚开。

    你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必须转化为革命才能深化，我就会说，这样的改革滚开。

    你如果说，我们的反对腐败必须阶级专政来震慑，我就会说，这样的反腐败比腐败更可怕。

    如果说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要诉诸武力，我就会说，这样的统一远不如维持现状。 

    不容许越过的底线，其实是坚持发展和平稳过渡的生命线。

    我们在争取成为全新的公民的之前，我们不要让自己越过这条红线，也务必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条线。

    当我们真正进入公民社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用民主精神捍卫住这条防线。

    这是反思改革开放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

    第五个问题：针对社会的腐败现象的反思 

    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这是当今人们的共识。

    他包括干部群众，包括对改革、民主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甚至包括那些对腐败无可奈何却又参入腐败的人们。 

    腐败在政治运动为主的三十年代，突出的表现为要命的腐败；腐败在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年代，突出的表现为要钱的腐败。但是，两者又是不能割裂的。

    要命，消灭的是反抗者肉体的生命、迫害的是人的政治的生命。

    由于经济上的一大二公、一穷二白，同时由于那个年代特权的神圣化和信息的保密化，人民根本不可能了解更多的内幕。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大家认为在经济上的腐败不那么突出。 

    要钱，是用公权力侵犯公共财产，攫取他人的财产。

    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权钱交易，化公为私似乎可以应运而生。有人趁机而入，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罪过。

    其实大可不必，这不过是社会转型时期难免的代价。世界上清正廉洁文明程度高的国家，从来就轮不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头上。 

    我们用一棵树作比喻，政治的腐败是根本上的腐败，经济腐败是果实的腐败。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铲除导致树木腐败的土壤。

    如果只搞经济上的改革，那就是注重了施肥、浇水、修剪和土壤以上部分的灭虫。

    没搞好政治改革，就是没有彻底清理和铲除那些大量截取营养滋生腐败的土壤。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层出不穷，甚至于腐败愈演愈烈之势。说明了什么？

    腐败以经济表现为主，绝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钱物的占有。有谁说特权庇护，挥霍浪费，政绩工程、破坏环境、压制群众，打击报复、任人唯亲不是腐败？对腐败有片面认识，我们就不能全面的深入反腐败。 

    经济腐败必有政治的源头，没有特权搞不了腐败，没有权钱交易搞不成腐败。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是腐败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既制造贪官，也制造黑社会。我们应该如何用法治的武器惩治他们，用民主的力量防范他们，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课题。 

    民主的力量在于群众，群众的力量在于公民素质，公民素质的提高在于人权的落实。我们的人权上了宪法，说起来很简单，实际的路程很艰难。人权过去被我们妖魔化了多少年，正视人权，改善人权，落实人权，究竟还要走多远？最可耻的是，有人奴才的本性难改，把人权斥之为兽权，视人权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 

    我们的教育和宣传，几十年紧抓不放的马列灌输，阶级斗争教育，暴力革命宣扬，人类仇恨的渲染，没有根本的转变；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大多数人基本停留在感性阶段。因为我们的讲政治，往往就满足在对死板教条的生搬硬套上。领导者常常埋怨民众的素质不高，百姓就说这是被你们教育的结果。责任在哪里？ 

    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两个方面，改革的鹏程万里靠的是这两个翅膀。

    一只翅膀硬，一只翅膀软，就难以展翅翱翔。我们的政治改革如此紧迫，振振有词的反腐败计划即便不是纸上谈兵，也该是病入膏肓作皮毛的医疗，药力不够，缓不济急。

    如果我们用三、五年的功夫决心推动民主，落实好人民的选举权，把仆人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主人的手里，其实更有意义、更有效果。 

    依据中国的国情，人们大概最希望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民主。当然，很多人也批评这是与虎谋皮。

    领导民主，首先要置身民主；执政党的先进性，首先是表现在更高的公民素质上。我们希望共产党内先民主起来，作出表率来。

    党内民主，推动国家民主。党组织自身的改革太重要了。

    民主集中制，实际是集中下的民主，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追求。

    我们的民主制度建设，应该在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上培育民主的机制。工人的工会，农民的协会，各行业的自己的组织，让他们自己做主，让他们用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官方的包办，实际是对民主的包办。不应该再包办下去了。 

    既然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央一再号召要把党的意志变成人民的自觉行动，是否背离了这个宗旨?

    把人民的意志作为党的行动纲领，这样，党组织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类似的政治误区，理论误区，我们应该及时澄清。 

    求稳怕乱，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不能大乱了。但是，我们不能以稳定作为抵制深入改革开放的借口。

    教育的投资的比例为什么上不去？公款消费为什么迟迟降不下来？大地震没有压垮我们，太空我们可以征服，为什么这样有利于凝聚人心、稳定大局的举动，我们始终在犹豫徘徊？

    政绩工程之风，刮遍全国，刹住这股风，全国就会乱吗？许多对国计民生大有裨益的事情，对民主进程有好处的事情，我们的各级领导并没有认真去作。诸如此类，值得我们反思。 

    人民意志的表达，在于言论自由，信息透明；在于解封历史的档案，让人民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我们要凝聚民主的力量反对腐败，而不是借用专制的势力阻挠改革。

    我们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虽然任重道远，而政治改革的紧迫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推进民主，推动改革，这就是中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