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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

博主:应学俊  发表时间:2011-08-09 01:45:43
 


 

又见“文革动机无可厚非”

(原创:应学俊)

面对自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彻底否定文革,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某些方面改革不到位或有偏差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有不甘心彻底否定文革者或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的人发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无可厚非的”这样的声音。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思想这毫不奇怪,如没有倒反而不正常了。

一、俞正声先生在讲“党课”时如是说

但最近又见“‘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而发出这一声音的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先生,被《南方周末》称为“执政者的声音”,这不禁使笔者感到诧异而“咯噔”一下。因为,俞正声是在给上海交大5000多师生讲党课时如此表达的,且有“拓展性”阐述,这就无法使人将之与网络一般言论等同视之了。

俞正声在这次“党课”上主动谈到绕不过去的文革问题时这样说:“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须知,俞正声先生是在回忆了自己的母亲、妹妹等六七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之后说这番话的,而且面对的是对文革如历史迷雾般认识不清又毫无实际体验的“90后”和“80后”,因此,就更增加了其所说的可信度。这也是笔者见俞正声此说“咯噔”一下的另一原因所在。

二、“‘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有违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规律,有悖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

如何看待所谓“动机”?我们可以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阐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曾论述过动机与效果的问题,他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毛泽东还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笔者基本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把动机与手段、效果(或曰后果)割裂开来讨论,是形而上学的。我们为何不按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用文革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来“检验”文革的主观愿望和动机呢?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这样表述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请注意一开始说到的“被说成”三个字。

什么叫“被说成”?也就是说被毛泽东自己或其他人“说成”——常识告诉我们:在一定的语境中,在人们的正常语言实践中,这是一种否定的表达,即事实并非如此——一如我们当今所说之“被精神病”。所以《决议》紧接着阐述“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在重大理论上“混淆了是非”。笔者实在不明白俞正声先生所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可厚非”是指什么?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吗?从字面上看,只有如此说才能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却恰恰已经为党的《决议》所否认。

为了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厚非”,俞正声先生还予以论证:“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就明显有悖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了。在俞正声先生的潜台词里,“现在的许多事情”和毛泽东的“担心”是指什么?笔者以逻辑思维推理而得:俞正声这里所说之毛泽东的“担心”如果不是所谓资本主义复辟,起码也应当是指人民群众一致痛恨的党的干部、官员腐败问题,除此还能有什么样的“担心”呢?——于是,俞正声此说自然更符合当下中国一般百姓的心理,但也同时迎合了对文革被否定而心有不甘之人的心理,因而“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之说也就更容易被人接受。然而,这正是令人不安之处——

按俞正声先生的逻辑,文革的“动机”就是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现今恰恰在党内及官员中腐败严重,他们不正是所谓“走资派”吗?而且还一茬又一茬地前“腐”后继?现今出现的种种“问题”岂不是恰恰被毛泽东他老人家当年不幸而言中?那岂是不是说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这一套都错了或基本错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当年的“担心”和所思考的问题都是非常“英明”的?按俞正声先生的逻辑,我们除了作此推论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此想下去,怎能不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毛泽东临终前还曾说这样说过邓小平——1976年前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走资派还在“走”……这也是毛泽东当年的“担心”吧?

然而,俞正声先生的“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之说不仅有悖党的《决议》精神,也有悖于历史事实(下文阐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面对我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重大的这场全局性“内乱”,如今却违背事实、违背《决议》精神、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而来强调“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且进一步论证毛泽东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俞正声先生如此论述意欲何为?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将会怎样?俞正声先生想过吗?

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真的“无可厚非”吗?

既然“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一说法由党的《决议》所否定,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除了文革中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件可供分析佐证外,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足可以证明其发动文革的“动机”,而这在一般人的表述中提及并不很多。

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严厉批判了文革开始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挠”运动的发展以后,笔锋一转:“……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而题目命名为“炮打司令部”,使得文革的“动机”昭然若揭,结果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党内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二号人物)被打倒,并由此及彼株连全国各地的“司令部”中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所谓“走资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致波及无数一般干部、知识分子等惨遭迫害,还出现过匪夷所思的以薄一波、杨献真等为首的“61人叛徒集团”案,有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我们能说这样的“炮打司令部”的“动机无可厚非”?如果仅仅是批倒“刘、邓”倒也罢了,为何要开展全国性的文革,以致发展到在全国各地的“夺权”运动?难不成当时全国各地的政权都已经落入“资产阶级”之手?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历史的回顾。

将工作上正常的观点、意见分歧上升为路线、原则斗争,顺者昌逆者亡,是这一段历史的基本实质。这是导致文革的根本原因,不能不做分析。

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垮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就是为了“反修、反资”而无其它个人因素吗?稍稍熟悉一点新中国建国以来历史的人都会清楚,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其力主的“三面红旗”尤其是“大跃进”方面确实负有决策错误之责,而在有些决策之初,中央其它领导并非没有提出不同看法,但毛泽东断然听不进,动辄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指着周总理说他离右派还有50米(所谓“反右倾”进行过多次,从中央到地方许多人受到处分)。在出现“大跃进”、“共产风”等一系列失误以后,面对现实,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调整,但他认为问题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自己有限承认失误或做调整可以,他无法容忍别人提出批评意见或是建议,他认为他的权威受到挑战——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彭德怀的冤案。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因难以找到和毛单独见面交谈的机会,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以呈述自己未表达完全的看法,结果彭德怀连同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等对大跃进提出具体分析和意见的人,则被打成“反党集团”并在全国批判,终使“大跃进”的错误继续发展,导致出现大饥荒和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官方统计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多万,民间学者调查为2-3千万。(而据非精确统计,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亡人数也即一千多万),

在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危险边缘,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其实有分歧是正常的,通过民主的渠道,摆事实讲道理,把问题辩论清楚,服从真理,再统一思想。但面对工作中、思想上的意见分歧,毛泽东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1961年,为了应对国内危机,中央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扩大到县委、部分大的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人。会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问题,统一了思想,但在核心层还是存在分歧。

分歧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坚持肯定“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在执行正确路线中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左倾”思想的错误这一根本原因。虽然决定给1958年以来因在“三面红旗”运动中有不同看法而受到“右倾”错误处分的中央及省部级领导甄别平反,但仍坚持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案不予平反(在这一点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没有分歧);在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分析上,刘、邓、周等充分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看到主要并非所谓“自然灾害”,主要是人为决策错误的结果,刘少奇引用湖南农民的话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甚至非常不愉快,可以说种下了祸根。加上林彪乘机吹捧毛,说出现错误和问题“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等等。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见华夏记者网

“七千人大会”以后,1962年国家经济进一步调整,为了让农民吃饱饭,在调整中出现了农村的“包产到户”和“责任田”,从中央到地方受到欢迎和支持,但这触动了“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不能容忍。

这一系列便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谓“1962年的右倾”,毛对此一直铭记在心,直到文革总爆发出来。事实上,文革开始可以说是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为标志的,而这篇文章正是批所谓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的。所谓文革“动机”由此也可见一斑。难道这也可以说是“无可厚非”?

从以下资料,我们亦可进一步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时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同年4月12日,江青也曾说过,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以上见“文史博览”/相关网页资料

正因为即使实践证明决策严重错误,毛泽东对于他所主导的“三面红旗”也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所以他一直铭记在心,甚至认为要出“修正主义”。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见《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为何不仅仅是斗垮“刘、邓”的问题,而是在全国斗垮所有曾经与刘、邓有类似思想倾向的各级领导,全国性大到省市县小到单位学校统统经历“夺权”运动这一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所有可以重新登上领导岗位的一定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人。因为毛泽东认为党内对于他主导的“三面红旗”等有失误、有错误的路线、政策有“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所有曾经对“三面红旗”运动有过不同意见的,曾经支持过农村经济调整乃至搞过“包产到户”的就是“党内走资派”,就属于文革的革命对象。请问,这样的文革动机“无可厚非”吗?

我们再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中所谓“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问题。实际上这也仅仅是在工作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观点上的不同

1964年在全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展的“四清”运动(亦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针对农村党内和干部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整风运动,是要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整顿党风,毛泽东主张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通过亲自下乡蹲点,认为还是有什么“清”什么比较好,一提“派”就会使人联想到一大批人,他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党内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派”,而应当实事求是地有什么“清”什么。其实刘少奇在蹲点搞四清的过程中也是相当“左”的,声势浩大,整了很多人,很过火,但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山,与毛泽东在制订政策的会议上有过多次正面争论,这使毛泽东很不高兴。这就是所谓“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

而实际上,毛泽东坚持了他在“四清”运动中的主张,而且在文革中也继续坚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显其执着和不可抗逆的态度。

文革之历史渊源已经很清楚了,修正主义在哪里?谁要推翻谁?所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样的分析和表述是符合实际的。

请问俞正声先生,我们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厚非”吗?此说不仅有悖党的《决议》精神,大概同时也有悖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四、改革开放前和今天的“腐败”皆来源于体制弊端

在当今,确有一群心有不甘试图为“文革”翻案的人,他们或曰文革不能“彻底否定”,或曰毛泽东是为人民的利益甚至是为底层人民的利益而发动文革,因为毛泽东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派”,他们恨不得再来一次文革,把现今那些腐败的官僚统统打翻在地。出于对腐败现象的痛恨,这种心情或曰思潮可以理解,但因此而试图为文革翻案或以“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在客观上误导大众,这是危险的。我们的国家经不起折腾了。

60后70后乃至90后,他们见到的主要是当今官员腐败,加上我国对文革反思不彻底,有些遮遮掩掩,使一些人误以为文革前官员是清廉的,仅仅是改革开放才导致贪腐成风。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有独立思维的人仅凭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可以想一想:腐败问题从上到下自解放初期起就一直存在,否则就不会有高、饶的腐败(反党是另一码事),就不会有刘青山、张子善,如果腐败不是成风,建国后就不会一直有所谓“三反、五反”运动(第一反分别就是反贪污和反行贿),也不会有后来的“四清”运动。如果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央有必要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对待吗?试想,在解放后不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贪腐都盛行到需要以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来整肃,到了当今在市场经济活跃的条件下贪腐自然有了更大的空间。

其实,不论文革前还是当今,出现腐败都是不奇怪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作为执政党有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和威望,而民主监督长期以来是缺失的,“反右”以后全体国人更是噤若寒蝉,不敢吱声。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不错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规律。执政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使得权力与监督成为一对难以解决好的矛盾。这是根源所在。

君不见,“反右”时因为“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或给书记提意见被打成“右派”的普通群众殃及55万多;像今天一样可以公开发表对政府或对官员不同意见而不被“整”甚至逮捕,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试想,没有制约的权力能不腐败吗?改革开放,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但民主监督仍然困难重重:君不见,多少人因举报而遭到迫害,“被精神病”,多少人因进京上访被拦截甚至殴打、关押,公民的监督权如何行使?党中央非常重视反腐,设立了纪检委,打击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体制,仍然是弊端重重。君不见,纪检委书记本人就首先腐败了(如曾锦春),谁来监督他?谁举报他,他首先“双规”谁,不论是否党员。当然这样的官员最终还是落马了,但那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才可能做到的。另外,平心而论,有些官员其实也是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努力打拼上来的,未必都是买官卖官,最初也都是不错的官员,但在监督无力或曰几近虚设的体制下,他们手握“绝对权力”逐渐顶不住诱惑而腐败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最终在监牢中留下愧悔的眼泪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安徽原副省长王昭耀)。

如何以体制改革反腐、防腐,如何落实每一个公民的民主监督权,确保执政党的清廉、纯洁和活力,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也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在目前这样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从根本规律上考虑改革的出路,而出现“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之说,并且认为文革发动者当年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客观上误导人们在潜意识中形成“文革合理性”的看法甚至向往“文革”,客观上导致否定改革开放的价值,动摇人们立志改革的决心,这难道不是非常有害的吗?

如果我们看看本文末所平实叙述的“文革10年历史回顾”视频,再认真客观地研究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之说是多么荒谬!俞正声先生能够接受上海交大的邀请前往以“老党员”的身份平等、和蔼地讲党课,笔者也希望看到俞正声先生就这一问题能有冷静、平等的回应或曰“进一步阐述”。笔者届时一定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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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 视频:文革发动-批判《海瑞罢官》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

▲ 视频:文革10年历史回顾(赵忠祥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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